确实，我们将面临选择，但这选择并不存在于昆德拉和哈维尔之间。我们可以抛弃昆德拉，但并不意味着非得接受哈维尔，或者我们接受昆德拉，也不是以拒绝哈维尔为条件的。昆德拉和哈维尔之间并不存在这种非此即彼的紧张关系，余杰的描绘，显然是出于简化问题的需要。在《我们选择什么？我们承担什么？》一文中，作者并不真正关心昆德拉或哈维尔作为一个充分独特的作家的存在，他关心的是他们分别采取的态度，以及这些态度所说明的问题。不夸张地说，余杰是在象征的意义上使用昆德拉和哈维尔的名字的，他所描绘的分野与昆德拉和哈维尔真实性并无关系。为了满足这种“两军对垒”的结构需要———当然也为了说明问题，余杰采取了简化、演义，甚至是臆断、断章取义的技术手段。昆德拉何曾说过“不参与才是真正的参与”这样的蠢话？这实在有栽赃之嫌。
我的疑问在于：余杰对昆德拉和哈维尔的兴趣何在？他是从何种角度进入评价和理解的？且不说他对他们的文学价值并无兴趣和应有的敏感，即便是在作为知识分子立场的描绘上，余杰也是简单武断的，削足适履，忽略了昆德拉和哈维尔独特的丰富和复杂性（在我看来这正是他们作为作家的意义所在）。余杰的触觉对具体而缤纷的存在无动于衷，仅仅有感于清洁锐利的符号，这难道是学者们长期的专业训练所形成的后果？在我看来：作家、艺术家，尤其是小说家所提供的正是这种具体而缤纷的存在（包括心灵世界），作为问题的理解亦是充满歧义的，甚至是荒谬和无用的。我明确反对对作家、艺术家的符号化理解，因为这构成了对他们具体存在和意义的遮蔽。
自然，我们有分析和梳理问题的需要，但为何不进行直接的思考，并得出结论？这是我的疑问之二。为何要讲述昆德拉和哈维尔的故事，并且是在如此狭隘和简化的意义上？难道是为了行文的生动？余杰的问题看似是由阅读昆德拉、哈维尔引发，实际上其结论已经存在，昆德拉、哈维尔不过具有阐发论题功用。这种借题发挥的方式我以为毫无必要，不过是学者的陋习之一，惯性使然。我之所以明确表示反对是因为它有不良的后果，这是以牺牲所论述作家的丰富性和个性为高昂代价的。……
摘自《芙蓉》1999．4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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